对朱伯崑先生的学术评价

朱先生是国际著名学者，道德文章为世所称。他的《易学哲学史》是易学哲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主编的几种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用书，为莘莘学子学习中国哲学奠定了基础。他培养的几代学人，成为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力量。朱先生晚年领导国际易学联合会，呕心沥血，为易学的研究和创新，为国际易学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朱先生是我会顾问，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会工作，贡献良多。朱先生的去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国际儒学联合会2007）

朱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培育人才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对于易学有很深的造诣，是易学哲学的奠基人。他发起创建的国际易学联合会和东方易学研究院，广泛联系国内外易学界知名人士，对易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和国际易学界的重大损失。朱先生曾长期担任我会理事，热情关怀、积极支持我会工作。朱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学术界留下深刻影响，也成为我会同仁的楷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07）

朱伯崑教授在担任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和国际易联会长的长期时间，为了不断易学研究的科学发展,而且周易研究学者的国际团结,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国际兴隆,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本人一以贯之地光明磊落爽直坦率,是对像我们那样的学者来说确切最好的楷模。正当我们弘扬东方文化、创建新易学的重要时候，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领导，这是世界同仁的重大损失。(日本周易学会会长 池田知久           2007年)

1995年我在北大朱伯崑先生府上第一次聆听了朱先生的教诲。1996年至1997年一年间，我在北大哲学系担任硏究教授，朱先生在易学研究方面对我进行了悉心指导，令人终生难忘。由此机缘，我参加了东方国际易学硏究院的工作。1998年在首尔成功地举办了国际易学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朱先生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国际易学聯合会会长。在朱先生亲自指导和多方关心下，2004年4月在北京创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2005年11月在臺灣台南召开了第2屆国际易学大会，并将于今年7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第三届国际易学大会。由于朱先生的仙逝，我们不能再次聆听先生的教导，让人万分遗憾和悲切。

朱伯崑先生不但在易学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成果卓越，堪称一代宗师，在推动国际易学的发展上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朱伯崑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中国易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韩国易学界的一大损失。（韩国周易学会会长 金学权 2007年）

天道不常而有常，人事恆常而無常。

乾始坤成從陰陽，寒暑推移成生化。

消息盈虛循環起，觀化化及本自然。

而無卓然不朽者，至純至清浩然氣。

自古聖賢胥以然，耿耿清氣留人間。

嗚呼！公生為英終為靈，則吾人又何悲乎？

地中有山勞謙吉，惡盈好謙人之行。

裒多益寡涉大川，稱物平施卑自牧。

尚往健巽懿文德，修之於鄉德乃長。

修身恆行豫順動，繼而化光於鄉里。

修之於國德乃豐，樂天知命道以明。

兌澤降自堯天，生靈胥悅，巽風被於禹甸，草木皆春。

先生習群經諸子，融會貫通，怡然有得，卓然能自樹立，

且謙光照人，虛衷妙善。

凡我學員，薰習所及，頻接蘭言，井收汲至，舉凡同窗霖恩霑化，感應相與，故所蒞之區，頌聲交作，固無不仰望，先生如泰山，如北斗也。

先生遠引，竟不獲聆，先生之德教，其悵惘于邑之情。

誠非言語之能罄也。然    先生之宏猷，景行騰於人口。

嗚呼！

蒼蒼之氣，奪我先生，臨風想望，唯賦博博之土，悲鳴躑躅而隕涕：

浩浩之邦，載誕哲人。聖賢繼軌，丕煥經綸。

篤生俊哲，挺耀含章。紹先開後，弘衍傳薪。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遐荒桃李，競列門牆。

經師人師，慧海慈航。鐸音頻宣，汪洋德澤。

德被易會，杞梓競秀。位躋元勳，決策機先。

一貫忠勤，永式完人。享年八四，契孟應莊。

盛名千載，典節長存。萬古流芳，衛道直躬。

嗚呼！伏維  靈鑒  尚饗

(台湾 中华周易学会会长 吴秋文 2007)

伯崑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我的心跳也曾骤然一停。在先生身旁的我当时的感觉，这绝不是我心律不齐的巧合，是心灵感应？犹如梦境，我倾听先生诉说他的遗愿。

伯崑先生在燕园耕耘中国哲学史半个世纪，幼先生一轮的我曾与先生同园二十年而不曾谋面。我有幸在1993年以来成为先生倚重的“科学参谋”，完全是易学与科学交叉研究创造的机缘。先生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我这“科学参谋”的角色结束了，但先生的遗愿永远留在我心理。

伯崑先生为易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其巨著《易学哲学史》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易学漫步》和《易学智慧丛书》有效地扩大了易学思维方式的社会影响力，他领导的易学与科学研究会抚育了科学易这一现代易学新分支的成长，他创建的国际易学联合会为世界易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董光璧)

那颗陨落的星，你就是朱先生吗？那天九点半，我念叨起朱先生，是一种心灵感应吗？ 我想，都是的。

朱先生是一颗星，他是一个道德之星。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说，有两样东西，他越想就越感到神秘和敬畏，一是头顶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话，可谓洞见。朱先生是一颗道德之星。作为亲炙弟子，我知道，他的道德的内涵是丰富的。他是爱国的。他晚于梁漱溟、冯友兰一代，但是，他的爱国情感却和他们一样浓郁、执著和深沉。2004年4月份，在香山饭店，学界朋友聚集一堂，为先生庆贺八十寿诞。那天先生很高兴，即席赋诗一首：“百年沧桑思中兴，而今万邦谒燕京。老骥犹负千里志，振兴中华寓精英。”这是先生真实心迹的表明。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梁漱溟先生到冯友兰先生处谈饮甚欢，二人都说不知老之将至；金岳霖也有自己的庆祝活动。王浩访问冯友兰，冯友兰曾经赋诗说：“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来东国拜西邻。若惊学术多变换，请向兴亡事里寻。”当时正值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恢复正常邦交。中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大事。1949年冯友兰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内心深处还是国家民族感情使然。朱伯崑先生和梁漱溟、冯友兰先生的情感是一样的。2005年北京大学等单位主持召开“纪念冯友兰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有一个题目叫作“冯学与振兴中华”，就是先生拟定的。“振兴中华”是先生永恒的愿望。当然，他说振兴中华，也包含着学术的振兴，中华文明的复兴。在我们看来，中日恢复邦交一类的事件，不一定非得用“拜西邻”、“谒燕京”之类的词语，这多少会让人们想起朝觐和册封体制，觉得不太平等。但是，他们老一代饱经沧桑战乱，用这些词，表现了他们内心的解放、抒张、自尊和自豪，我们是能够充分理解他们的想法的。他们心中装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的种种磨难加深了他们爱国情感的浓郁和深沉。这种情感是单向的，只是自己去爱国，却并不求国家或有关部们对自己有什么表示或回报。朱先生和其他老先生一样，都是如此。这是先生不计较个人恩怨，淡泊名利的一面。文革期间，他遭到批斗，据说他被认为是国民党军统、中统还有什么cc系潜伏下来的三牌特务。斗的厉害的时候，他只能屈打成招，然后再推翻。从1988年到现在我跟朱先生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关于自己挨斗的事，这些都是从北大其他老师那里听来的。他只是跟我提到过关于学术方面的问题。他是宽厚的。他淡泊，从来不争什么。让退休，就退休了；我们觉得他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吸收，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为他鸣不平，他却淡然一笑说，还可以招韩国留学生。他刚搬到蓝旗营时，我为他没有搬进更好的房子而不满，他还是淡然一笑说，这房子不错呢，四面都有窗子，八面来风。五号到他家看望师母。她回忆说，朱先生不让他们争房子的事。他说，院士楼以后住的都是子女，不是院士了，还住院士楼，大家会有看法的。

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道德文章”。学术在他心目中是神圣的，他不把学术变成求利的工具，亵渎学术。众所周知，他开创了易学哲学史这门学科。关于他的学术，我准备在另一篇文章里专门讲述。在易学研究方面，他是泰斗。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颇有一些江湖术士利用《周易》预测、算命赚钱。他坚持，首先，算命预测是不科学的，利用周易预测，就是行骗；其次，从学术上看，《周易》的价值在学不在术。他把《周易》作为表达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典籍进行研究。他还先后创办了“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东方易学研究院”等学书团体，主办了《国际易学研究》等刊物，引导《周易》研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2004年华夏出版社还想再版他的《易学哲学史》，当时找他谈，他说已经和另外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了。我和王博都觉得那家出版社不是很有名，想让他换出版社。王博说，朱先生，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可是，朱先生说，不能改了。

我总觉得，朱先生其实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文革期间一直挨斗，后来又很快退休了；《易学哲学史》的价值在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得广泛承认。当然，这是国内学术界的缺陷。日本学术界把《易学哲学史》译为12卷出版。你不得不承认，日本中国哲学界还是有眼光的。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翻译中国学者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他们舍得花大力气翻译、注释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朱先生也有自己的苦闷，却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没有在我们学生面前抱怨过什么。但是，据张学智老老师说，80年代中期，他曾经在西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看到一个人在外边走，兜里装着一瓶白酒。这大概是他自己排解苦闷吧。十几年前的一天，北大校园很不安静，我没地方去，就在朱先生家里住了一晚上。那一天，听师母讲，朱先生还有一些士大夫气质，他向往的生活是看看书、搞一些研究，到外边走走，喝点酒，听听戏。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都过过这种雅致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对朱先生来说，却几乎是奢望。挨斗的日子自然不用说了，就是平常的日子，生活的压力也使他做不到这一点。90年代后在国际易学联合会的春节聚会等场合，我们逗朱先生高兴，让他唱京戏；他一高兴，就哼上几句，有板有眼的。能让老师心情舒畅，我们心里也觉得特别高兴。(南开大学 乔清举 2007)

朱教授和我都是看重易经哲学的同行，我们可说有很多可以谈的话题, 实际上我们也谈了不少。他是我少见到的对周易哲学发展历史有深刻与系统地认识的学者。 另一个话题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易学的当代学术地位的建立与易经研究学会与研究机构的成立及发展。 我们对此两者也有共同的看法：必须积极进行去推动。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只要我到北京，我一定会与朱先生联系，而他也必然和北大的哲学同仁来酒店看我，就此两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探讨。 我代表的美国国际易经学会（创办于1985年，1991年在夏威夷大学举行首届国际易学学术会议）也极力支持朱先生有关的易学发展的学术与社会活动，包含与自然辩证学会合办国际易学学术研究会议以及参与美灵芝易学研究学院的活动与英文易学论文的编辑等等。 这些学术活动我都会尽量安排时间亲身参与，但其中有一次，由于我主持博士生答辩考试，无法分身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国际易学研究学院的成立大会，心中也感到很大的遗憾。 我知道那是一个朱伯崑教授十分重视的聚会，象征国内易学机构发展的一个突破。

更为后来的，最重要的学术发展应该是国际易学联合会的成立了。这个学会的成立是颇费周章的，朱伯崑教授可说投入了莫大的心力，没有他的推动是不会成立的。 这个联合会可说是中国国内继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后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价值的国际性的学术组织了，对易学的国际发展可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2005年国际易联委托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与台湾周易研究学会举办第二次国际会议，由我任大会主席。 我邀请了世界上知名的易学学者与会，当然也希望朱先生出席代表国际易联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 然而，由于朱先生身体不适合旅行，最后未能参加，对我来说，这也是另一个重大遗憾。

2004年我应北京大学哲学之邀出席了庆祝朱伯崑先生的八十寿辰的聚会。我和寿星朱先生同座一桌，我诚挚的祝贺他的生日，并请他把他即席向他的同仁、朋友与学生宣读的律诗诗句写一分给送我，以为纪念。 朱先生很快就抄写了一份，让我觉得很感动。他是如此的率真，也如此的热情。也许他的热情的一面较少表露，却是深藏心中。他是一位严谨的易学史家，但也是一位极富人性的学者。为了更好的纪念朱伯崑先生，我写了下列挽句以为纪念：

易史新创，后继多才。

哲人其萎，典型具在。

(成中英写于2007年)

国际易学联合会，首届任期未走完。

匆匆离别诚可哀，深感朱哲仍尤生。

两人联名写悼词，清华北大渊源在。

悼念应以学为主，学习先生三方面：

一、朱先生对易的研究既将易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又为哲学开辟了新的方向，堪称典范：

朱先生从清华到北大一直都是受到哲学泰斗冯友兰先生的教导。从清华毕业后，就做冯先生的助理，深受冯先生的影响，继承了哲学泰斗的精神。

朱先生的著作仅以《易学哲学史》为例，他将在西方哲学未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都是通过易的范畴来表达的中国人的思维框架的实质从哲学的角度和易学的角度提到理论的水平。他以贯彻始终的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反对将易学与科学牵强附会的拉扯在一起。他一方面将易学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另一方面为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堪称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二、朱先生所搭建的易学平台为将易学推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朱先生曾任美芝灵易学研究院院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美芝灵的前前后后并不容易；之后他曾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在台湾立委朱高正先生的资助下成立了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直至南韩发起主办的国际易联秘书处设立在中国。他所搭建的这些平台组织了多次易学交流，为将易学推向国际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宏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易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三、朱先生所坚持的侧重研究易理的原则，对于在普及易学中提高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朱先生创办的《国际易学研究》、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易学智慧丛书》等宣传易理的书刊，举起了研究易学学术的旗帜和宏扬易学的价值在学而不在术的旗帜，对于在普及易学中提高学易者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易、玄、道、佛、儒 …… 都值得学习，但是朱先生出版了诸多研究易学学术的书刊普及易学，值得我们学习。(唐明邦  艾靈吾)   

我是从古代自然辩证法研究进入周易领域的外行。非常幸运的是一开始就跟随伯崑先生学习周易，并且按照先生指引的方向从事易学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历经艰难曲折，终于组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后来经过各国易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了国际易学联合会，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易学的研究。这些组织的特点是探索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研究易学的途径，取得许多经验和教训。最大的经验是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研究易学，可以有效地反对打着周易旗号搞迷信活动的歪风邪气；最大的教训是易学中非科学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迷信，还要分析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等其他因素，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根据这个经验和教训，国际易联完善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出用科学的精神和现代人文理念研究易学，反对迷信和愚昧，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团结易学界、科学界和学术界，自觉地建设现代易学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在整个过程中，伯崑先生成为我们治学的榜样、人生的楷模。在自觉地创建现代易学的关键时刻，我们痛失敬爱的导师、杰出的学术带头人，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伯崑先生治学遍及经学、史学和哲学各个领域，古今中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成果很多。他在学术上最大特色和成果是，毕生用科学的精神和唯物史观解读周易，反对愚昧和迷信，从经学史、哲学史和理论思维的高度撰写第一部易学哲学史，按照冯友兰先生照着说和接着说的方法，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成为继往开来的杰出之作。这部历史上空前之作从1986年北大版到1990年台湾版、1995年华夏版、2006年崑仑版，乃至2007年日本版和未来的韩国版，在不断地完善。正如伯崑先生所说：“我坚信任何学术论蓍，都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并非永恒真理的化身。”这就是伯崑先生治易的科学观和唯物史观。

伯崑先生深知治易不是少数人可以完成的，必须组织起来，自觉地去完成继承古易和创新现代易学的历史任务。晚年的伯崑先生为发展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治易的学术组织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果然在易学哲学史的旗帜下，创造了易学研究的新局面。伯崑先生组织大家按照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研究现代易学、普及现代易学。首先创办《国际易学研究》年刊和《科学于易学》内部刊物；其次出版专著，主编两部《易学智慧丛书》，第一套全面阐述易学经传和易学解读、易学源流、易学思维、易学与科技、管理、建筑、养生、易图、美学等；第二套包括易传通论、象数易学、易学与人文、史学、天文学、生态环境、传统医学、数学奥林匹克等内容。其中第一部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易学智慧丛书》被评为是“代表当代研究水平的易学著作”，并且获得1998年度的国家图书奖。还出版《朱伯崑论著》全面总结自己在哲学、儒学、道学和易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三，编辑出版易学教材和普及读物，如《易学基础教程》（主编）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和九州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等。第四，设立国际易学奖，奖励易学领域的优秀专著、普及著作和青年易学作者。总之，通过现代易学的研究，不仅出现许多新的作品，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人。

伯崑先生善于向学生和公众解释周易，有时通过电视媒体深入浅出地讲解周易及其应用，而且长于向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解读周易的文化背景、理论内涵、现实意义以及和现代科学的关系，建议治国要有忧患意识，要以多元主义对抗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伯崑先生认为，“科学代替巫术，理性破除愚昧乃历史的必然。”；易学传统“是教人们如何掌握事物变易的法则，考察事物变化的动向，从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人们处理问题的思想境界。”总之，《周易》系统的阴阳变易思维，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皆产生深远影响，对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美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从而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伯崑先生治学严谨、作风朴实、待人忠厚、知人善任、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知道先生还有几件未了的遗愿。一个是出版一本比较准确的周易经传的英文版；二是创办《国际易联会刊》；三是筹建国际易联会馆；四是在病床上念念不忘要向国家写报告阐述易学的和谐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先生安息吧，您的遗愿我们一定会实现。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丘亮辉）

   

    在三年的博士学习中，朱先生经常让我们去他家。朱先生的家十分简陋，他的书房有一个旧沙发，每一次我们都坐在那里，听先生给我们讲论文。朱先生记忆力极强，无论是讲到谁的观点，都能准确地说出，还能够纵横比较，旁征博引。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易学象数哲学研究》，这个题目涉及的面极广，从汉代一直到清代。朱先生反复要求要抓住主要问题，后来我就集中在“象学派”和“数学派”的问题上，重点人物集中在宋代的邵雍、刘牧、张行成、蔡元定父子。朱先生反复审阅论文稿，不但在观点上提出指导意见，而且连标点符号都进行改正。这篇论文，后来在答辩中，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余敦康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们给这篇论文以较高评价：“本论文选题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朱先生精心指导的结果。

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能赶上朱先生对国内学子的最后一次招生，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并得到了先生的开诲发蒙，又何幸如之！”“在读博的三年中，受到了先生为人、为学两方面的诸多教益，对先生的感戴之情难以言表，谨此致以衷心谢忱!”

的确，朱先生给我的教育不仅是学问上的，更重要是人品道德上的。在北大哲学系，朱先生并不是最有名的人，但却是最有威望的人之一。记得在朱先生75岁生日庆典上，中国哲学室主任陈来教授就幽默地说过：“我想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归纳中国哲学史的三代领导核心，朱先生是继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后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朱先生还是北大哲学系有名的“倔教授”之一，还有一位当然是梁漱溟。记得有一次，我们开玩笑地说：“朱先生您长得有点像梁漱溟。”他听了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按照先生的脾气，如果不同意，他立即会毫不留情地表示反对。其实他的长相跟梁先生还是差得很远的，只是人品、气质很像。

非常有幸，我可能是在先生晚年跟随先生最密切的弟子之一吧。我考取先生博士生时，适逢先生创办国际易学研究院，我有幸忝为其中的学术委员。1996年，先生又创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任首届理事长。其后又与任继愈等老先生一道向中央领导提出创办国际易学联合会，2004年正式批准成立，先生出任会长，作为两会的理事，我经常在先生的指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先生每一次开工作会，总是考虑得十分周到，布置得清清楚楚。

      2005年11月，朱先生辞去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的职务，本人勉为其难接任理事长，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水平有限，朱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还是坚持参加了换届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

“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的宗旨是弘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扬科学精神，开展易学研究，探讨易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为易学与科学的联盟，为易学与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弘扬传统文化也有我们这一时代的要求，即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整理古代典籍，弘扬其中的优秀传统，就经典的内容说，要区别精华与糟粕，并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周易》经书所蕴含的哲理十分丰富。其中突出的是倡导两元或多元互补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属于人类辩证思维的传统 ，而且具有中国的特色。此种辩证思维，无论对当今的科技思维以及人文思维的建树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值得发扬光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希望新一届理事会带领大家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没想到，这一席话，竟是朱先生给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留下的最后赠言！

哲人驾鹤仙逝，弟子泣书一联：

易著四卷，终成哲学史第三代代表；

勤勉一生，堪为人间世不一般楷模。

（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其成）

我第一次见朱先生是参加由他主编的《易学智慧丛书》的出版座谈会。远远的，在社科院的会议室里，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在他那略显过时的黑框眼镜后面，不大的眼睛闪烁着哲学的睿智，微笑着静听他人发言，一派仙风道骨。那次，我跟先生没有说上一句话。

后来，我有幸被吸收进入国际易联，跟朱先生的交道多了起来。我才感到，在他那单薄的身子里，竟然蕴积着如此多的力量和魅力。听说伯崑先生他在年轻时随冯友兰先生研习中国哲学史时，对冯先生写作的《中国哲学史》中并不包含易学很奇怪，细究后方知易学原来属另一体系，始立志研究易学哲学，终将一生献给了易学哲学的研究。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竟成就了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让他一生为之而追求不息，写作出他人望尘莫及的鸿篇巨著，真让人感慨不已。想想，人的一生偶然性真是太多了，可如何在无数的偶然性中抓住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却又是何等的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晶)

朱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望重士林的著名学者，朱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掌握最熟、教学经验最富，他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问题的辨析和把握之纯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的研究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方法，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及演变，在把握中国哲学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北大学派”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1998年教研室给朱先生庆寿，宴席间朱先生对另一位先生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因为许抗生老师、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王博，我们之中没有人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没有人没有在学术上受过他的教益！
    我最初见朱先生是在1978年6月研究生复试考试时。当时，我除了认识张岱年先生和楼宇烈老师外，其他老师都不认得。复试会上，除了张先生外，主要有一位戴白边眼睛的老师提问，50多岁，反复提了与公孙龙哲学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就自己所知，一一做了回答。考试后，通过问别的考生，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朱伯崑先生。
    对我们78级研究生来说，除了张先生以外，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朱先生。入学那时，除了张先生这样年纪的老先生我们称先生外，50几岁以下的先生多称老师，所以我有好多年都称朱老师，后来才改称朱先生。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叫朱老师亲切些。初入学时，我们曾在张岱年先生课上问他，朱先生是不是他的学生，张先生说“他解放前在清华上我的课，我两年都给他100分！” 张先生还说“他现在已自成一家。”
    朱先生给我们开的通史资料课，长达一年有余，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上得大家往往头晕脑胀，而朱先生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朱先生的这个课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在一个较高层次上把整个中国哲学史深入地重新走了一遍，而且把其中的学术争论都揭示出来了。我们虽然对中国哲学史通史的知识略有所知，但这对我们是一次重要的洗礼，是一次以“北大学派”（这是后来朱先生多次跟我谈的问题）的治学方法的洗礼，朱先生这一次中国哲学史通史讲课，其体系之深入与广博，我相信是前无古人，而后来者也不会再有的，因为现在的通史教学走向简短，以专题课作为补充。我在研究生时代写的郭象、张载的论文，都与朱先生的这门课对我的启发有关。
       朱先生不仅上课，还找大家到家里去谈，第一学期结束，大家交了对《管子》内业、心术篇的注释作业，假期中朱先生找我们十个人分别去谈，这种教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很少有人做到，我自己也从来没做到过。1981年春夏，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初稿都拿给朱先生去看，这个大概不是教研室的规定，而是大家对朱先生的一种依赖，反正麻烦朱先生也没关系，他肯定会给我们看。我记得朱先生找我去谈我的论文的时候，点头予以肯定，说我的论文“有点新东西”。给78级研究生讲课后不久，朱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主要是喘病，那个时期他经常去圆明园散步。
    后来1985年春天，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好，还不忘拿去麻烦朱先生，朱先生看过，要我注意中立一元论的问题，还提醒我看李相显的书。后来我跟张先生提起李相显，张先生也说，怎么把李相显给忘了。因为李相显是张先生的老朋友。在博士答辩时，朱先生提出中立一元论这一问题，张先生当时有点紧张，但我已经经朱先生提醒过，所以从容回答，未出差错。答辩结束，朱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是太喜欢朱熹”，当时杜维明教授在旁，说“是同情的理解”。
      在前辈老师学者中，朱先生最善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是和他研究的深入与对资料的熟悉是分不开的。朱先生非常注重理论思维，重视辨名析理，在与他年龄相当的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中，朱先生的理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朱先生又非常重视资料，北大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就是在朱先生一手主持之下完成的。我深深地感到，朱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熟悉把握，我们是要一辈子努力学习的。

（清华大学国学院 陈来）

记忆中，恩师温厚慈爱，他总是为我的前途着想。我在一九八七年幸运地考入恩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恩师学识渊博，既研究中国哲学史通史，也研究易学哲学史和中国伦理学史等专题。此前时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的魏英敏教授委托恩师帮助培养人才，期望恩师从今后入门的博士生中选拔一个、专攻中国伦理学史，日后留校任教。考取博士之后，恩师征求我对此事的意见，我自然欢喜无已。不久，我有机会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恩师替我向以前出国的学生了解情况，让我得以在那届北大博士生中第一个顺利录取出国。以后，恩师总是关怀我的去向与前途。记得两月前到医院看望恩师，恩师还问起我研究的近况，对我旁涉应用哲学领域、花心思研究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颇有嘉许之意。或许恩师认为，有益社会，正是学问的价值所在。
         记忆中，我随时可以和恩师见面，请安与请益。从上博士课程开始的连续几年，受恩师教诲自不必说；我博士毕业后在北大社会学所做博士后研究，恩师也是我实际的合作指导导师。留校任教后，经常有机会向恩师问安请益。后来我和恩师都搬到蓝旗营公寓，住同一栋楼，与恩师见面的次数更多。再后来，我又搬家，但也经常到恩师家里看望。今日想来，不禁后悔那时来去太过匆忙！
         记忆中，恩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上博士之后，一边撰写《中国伦理学史》讲义，一边给硕士生和大学进修教师授课。讲义初稿二三十万字，恩师仔细审阅并提出让我修改的意见。我的博士论文是恩师出的题目，三易其稿，二十万字的文章，恩师审阅多遍，一字不苟。记得论文答辩前几天，心里忐忑。系里一位工作人员问我，“朱先生看过你的论文之后，他怎么说？”我说，“朱先生说写得还成。”“那你就去睡大觉去吧。朱先生说没问题，那就不会有问题！”我心里顿觉坦然。从那以后，我暗暗发誓，今后待学生也如恩师待我一般：不使学生因我对他的指导不够而存有被人责问的问题。
         记忆中，恩师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诚恳平和。恩师总是平和的。在学校和蓝旗营遇到恩师时，他总是迈着不疾不徐的步子。问恩师身体健康的情况，他总是温和地说：还成。不过，平和的恩师有时也流露出幽默风趣和激情的一面。记得一众弟子给恩师祝七十寿诞时，恩师忽然吟唱了好汉歌中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令大伙乐开了怀。(北京大学 陈少峰)

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朱先生曾给我们讲过“中国哲学史学史”和“易学哲学史”等课程。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朱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受益。朱先生对中国哲学有全面而精深的研究，尤其对易学哲学史的研究享誉学术界。朱先生认为，《周易》这部典籍含有理性思维和迷信两种因素，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一是发扬其中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一是继承其中迷信或神秘主义成分，视《周易》为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的领域，即易学的传统（其中又主要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后者属于“数术”的领域，即算命的传统。朱先生所继承和发扬者即“易学的传统”，而反对将《周易》用于算命。他说：“企图从古老的算命术中寻找什么预测未来的灵丹妙药，只能是开倒车，势必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朱伯崑论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页）我对于《周易》没有专深研究，而稍懂一些《周易》的基础知识，这主要是从听朱先生讲课和读朱先生的书中得到的。在朱先生75寿辰时，我曾写有读《易学哲学史》的体会，即《现代易学之“不占”》和《易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在朱先生80寿辰时，我又曾写有《“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存山)

朱伯崑先生走了,带走了一肚子的学问和一点未了的遗憾。遗憾在他没能完成一部按自己意愿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朱先生是他们这一辈教员中上中国哲学通史课最多的。从1951年被冯友兰先生选中留清华大学任教到次年与北大合并,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朱先生一直教本科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各个年代所写的讲课稿一共有好几套。《易学哲学史》完成后,朱先生本有按他当时的理解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的愿望,但因年事已高,稍动脑吃力些,就睡不好觉。试了几次,欲罢不能。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只得作罢。有人劝朱先生把旧稿整理一下出版,朱先生不肯,说要写就写最新的、最好的,不能拿旧东西充数。朱先生留下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提纲,如果按这个提纲写出来,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定是石破天惊之作。因为它不同于时流者太多。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但朱先生这个提纲之胜场恰在宏观架构上。这个哲学史提纲贯彻的是朱先生的一贯主张：一是哲学不能离开经学讲。朱先生常说,两汉以后,哲学有一个经学的背景,讲哲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不能离开经学。时下的哲学史研究离开经学背景,仅仅在名词概念的分析上打转,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这种讲法是没有出路的。二是讲哲学必须突出理论思维,必须把哲学家的主要命题中所包含的理论思维内容揭示出来。如讲宋代哲学,朱先生从刘牧的象数之学、太极元气讲到周敦颐、邵雍,从王安石的新经学,讲到张载、二程、朱熹,在朱熹后特设蔡沈的数学一节,以说明道学中的别派。如讲方以智,特别提揭出方氏家族的象数易学和自然科学对方以智知识构成的影响。诸如此类的章节还多。朱先生的理论思维能力特别强,这与乃师冯友兰先生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提纲中的每一个哲学家,其思想由一系列命题来表述,整个命题系统表现出一个大致的逻辑进程。朱先生原典资料功夫特别硬,章节标题皆出自原典命题，整个提纲象是一个从丰富的原典中拣出的思维网络。可惜的是这个提纲朱先生已经无力把它实现为一部能反映他的学术水平的哲学史著作了。朱先生曾给研究生开过一门“中国哲学史学史”课程,。这个课程是有讲稿的, 当时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很少,朱先生以后也再没开过这门课。我们当时也劝朱先生将讲稿整理成书,大概朱先生正忙于《易学哲学史》的撰写,无暇及此。但从中可以看出,朱先生是在深入探究了历代研治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后,全牛在胸,有一套对于中同哲学史的独特看法,才拟订出如此不同时流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

说到朱先生的一肚子学问,其中最重要的是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当今易学著作多如牛毛,家法、路数很不一样。但象朱先生这样从浩如烟海的历代易学著作中择其精要,从易学问题中抽取其中的哲学问题加以深入论述而达到如此高度的,仅此一家。《易学哲学史》煌煌四巨册,一百五十万言,说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言过其实。拿当今各种易学书籍一比即见,不用多说。此书从《易传》说到汉代象数易学、从魏晋时期玄学派与象数派的论争到唐代的孔颖达、李鼎祚,从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到薛季宣、叶适的功利派的易说,从元代的象数之学、明代心学的易学到来知德的“绝学”,张介宾的“医易”,下逮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周易内外传,黄宗羲、宗炎兄弟的易图辨惑,一直讲到清代汉学家的易学。每个人都很深入，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先生曾对他的学生说,《易学哲学史》写了十年。如果算上从酝酿、计划，各种基础性、预备性的工作到执笔完成,差不多用去了朱先生毕生精力!九十年代以来,朱先生又致力于易学的推广普及工作,他主编的几种易学哲学教材,内容详备而文字简明。这些著作体现出朱先生为学做人的一贯原则：平实而深刻。另外朱先生做这些工作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宣传周易中的优秀文化,杜绝愚昧和迷信。朱先生所倡导的易学方法,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影响。说朱先生是易学大师,殆非虚誉。

(北京大学 张学智)

   

    先生上课，也极有特点，整整一个上午，端坐如磐石，课间很少休息，一根香烟，缭绕一番，便似有了无穷的精力。他的课，内容充实，思辨精严，一如汪洋，浩瀚无际，又像碧潭，渊深莫侧，常让人有难以见底的感觉，陡生出许多敬畏来。这敬畏是对先生，更是因那博大精深的学问油然而起。

当时，朱先生上的3门“大”课，“先秦伦理学概论”后来出了书，“易学概要”成为招牌课程，《易学哲学史》也成先生的典范之作，而唯有“中国哲学史学史”一课，却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上得人少，也几乎不为人所道及。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先生即瘁力于中国古典哲学之史料的整理与爬梳工作，于此用力最勤，费时最多，功力也最深厚，奠定了其日后精湛与博大的为学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做冯友兰先生助手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和他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有极密切的关系，哲学创造那时是不可想象的事，只能埋头于原始材料的研究。所以朱先生积累了数十年的工夫，结合教学之需要，编选出大量的哲学史资料。他先后主编或者统稿的文选有：《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长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这成为那个时期学习中哲的人们使用最多的案头工具，也为当时的中哲史教学奠定了资料方面的厚实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后，形势稍有了好转，朱先生最想做的，就是把这几十年的积累用哲学史学的新方式来加以整理，并且表达出来。他首创了“哲学史学史”这一概念，辨析哲学、哲学史、哲学史学和哲学史学史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史学史”是哲学问题、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再加上历史批评的意识，将它们有机地统合起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底下，评判得失、叙述贡献、厘定价值的一门学问。这个宏大的间架，既是哲学的、也是史学的，既是哲学史、也是思想史和学术史。

从当时的授课情况来看，朱先生最重视学术史的理念，试图把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即“史通”、“文史通义”、“学案”之精华和西方的哲学、哲学史系统嫁接在一起。这个工作明显有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的影子，即所谓现代学术史的方式，但在哲学理论的厚度上又想要超越他们，这就有点接近于现代的哲学史了。我们从朱先生当时给这门课划定的史料范围可见一斑：（1）历代史书中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著录、源流等资料，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和《儒林传》、《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宋史·道学传》等。（2）原典中具有总结意味的篇章，像《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原人论》、《原道》，以及《论衡》、《文心雕龙》、《习学记言》、《文史通义》等书中的有关篇目。（3）专门的学术史、思想史及资料汇编，如《弘明集》、《广弘明集》、禅宗“灯录”、儒家“学案”、学者年谱、《汉学师承记》等。（4）现代的各种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流派史、人物评传等，从章太炎、梁启超开始，到胡适、冯友兰，再到侯外庐等人，背景众多，所述不一。（5）外国学者有关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著作，包括日本人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这个书单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十分丰富的矿藏图，按图索骥，何愁不能觅得宝贝？

可惜朱先生的这门课程只开了一半，讲到隋唐为止。这部分一共分成六章，现将章节列下：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先秦子学时期，包括哲学史学的开端、儒墨两家的哲学史观、《庄子·天下》、荀子韩非评诸子、《吕氏春秋》述百家等五节。第三章两汉经学时期，分为经学与子学、董仲舒和《淮南子》、谈迁父子论六家要旨、向歆父子论百家之学、王充批评学等五节。第四章魏晋玄学时期，计有玄学的兴起、玄学家对诸子的评论、葛洪评魏晋思潮、孙盛等人评老庄玄学等四节。第五章南北朝佛学时期，共含佛教兴起、早期佛家的“格义”说、谢灵运的《辩宗论》、儒释道辩神学、僧佑对三教论战的总结、刘勰论三家学说、史书评佛道等七节。第六章隋唐三教融合时期，讲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史家对三教的评论、佛学家的哲学史观、韩柳的哲学史观等四节。这些内容，既有点像哲学史，又有点像思想史，也像学术史，甚至像是史学史，但又都不太一样，和我们所熟悉的每一种形式好像都在“似与不似”之间。朱先生正是在这广阔无垠的学术疆场内，纵横驰骋、无拘无束、任意挥洒，该简则简、该繁则繁、从容调度、信手拈来。不到对资料纯熟无比，不能如此；不到问题域了然于胸，难以如此；不到相当的学问境界，也无法想象如此。

“中国哲学史学史”大概只开了一两轮就停掉了，朱先生尽全力投入《易》学史的研究、教学和著述之后，再也无暇顾及，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以他丰厚的资料储备、哲学辨析的超强能力，以及对哲学史、学术史和中国史学传统的独特体悟，完成此作，必有可观，也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只可惜天不假年，他晚年的身体也不算太好，而最终未能完成这个事业。朱先生的易学研究在20世纪的后半叶几达于峰颠，名满天下，受到众人的一致礼赞；可别忘了，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国哲学典籍最为熟悉、了解得最为深透的学者之一，这门“中国哲学史学史”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北大的中国哲学诸老，大多与清华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冯友兰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建者，与金岳霖先生堪称双璧。张岱年先生亦是清华“老人”，在80年代清华哲学事业的复兴过程中多所擘画、居功甚伟。而朱伯崑先生是学于斯、成长于斯，留校任教后，因了冯友兰先生的缘故才移师北大的。52年院系调整，这几位先生都从清华园来到了燕园，成为北大中国哲学的顶梁柱。整整半个世纪，北大中国哲学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和这几位先生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大师，也是中国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见证者和伟大传人。十多年间，冯先生走了，张先生也走了，老儒凋零，繁花不再，朱先生的离世，莫非将这最后的一抹清华余脉也轻轻地掩去了？这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景海峰)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朱伯崑先生开创了哲学史研究同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先生１９５１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协助冯友兰教授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发现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讲王弼玄学却不谈王弼易学，讲程颐理学也不谈程氏易学，于是便向冯先生请教。冯先生说，易学哲学有一套专门的术语、范畴、和体系，需要长期钻研，方能搞清楚。在冯先生的启发下，为了填补哲学史的空白，朱先生便将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易学哲学的研究，将易学史的研究纳入到哲学史的领域，开辟了经学史同哲学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向。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朱先生也强烈地感到，不研究易学发展的历史，不研究易学中的哲学问题，就很难深入了解中国哲学。他认为，《周易》虽然是儒家经典，但其影响并不限于儒家领域，其他系统的哲学，也不同程度地从《周易》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都同易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研究易学及其哲学，对玄学的形成和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做出正确的评论。就儒家系统的哲学说，《四书》所讲的内容，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偏重于政治与道德问题，对自然观和宇宙观，特别是形上学问题的论述比较贫乏。从《易传》开始，方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体系。汉朝以后，这一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到了宋明时期发展到高峰。宋明道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来说，是通过其易学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有关形上学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得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内容，揭示其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民族特色，就必须研究易学及其哲学发展的历史。“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不能脱离各系统的经学史”（《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基于此种认识，朱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系统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易学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从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再到张王气学的逻辑进程，将哲学史研究同经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阐明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易学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其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来表达其哲学观点的。这是其它流派的哲学所没有的。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看不到其自身的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抽象地探讨两条思维路线的斗争，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结果对易学哲学史的研究，不仅流于一般化，而且容易将古代的理论现代化。因此，朱伯崑先生紧紧抓住易学的这一特点，注意区分易学中解经的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既不把哲学语言归之于谈筮法问题，抹煞其哲学意义，又不以哲学语言代替筮法语言，抹煞筮法的内容，从而揭示易学每个发展时期的历史特点，阐明其特有的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真正达到了经学史与哲学史的高度统一。

例如关于王弼玄学派易学的论述，朱先生指出，王弼易学的形成，是同古文经学派的发展分不开的。以《易传》的观点注解《周易》经传文，抛开汉易中的象数之学，特别是今文经学派和《易纬》的传统，注重义理，文字力求简明，这种古文经学派的解易学风，为玄学家所吸收。王弼易学也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风气。这是从经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朱先生又指出，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王弼易学又是老庄思潮发展的产物。他以玄学观点解易，同汉易中易老结合的倾向有着继承的关系。王弼的任务是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把它引向玄学化的道路。总之，王弼易学的形成是曹魏时期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老庄玄学兴起相结合的产物。此种论述方式，充分体现了经学史与哲学史紧密结合的研究特色。

其对王弼《周易》体例和玄学观的论述更是如此。王弼作为义理学派的创立者，同汉易中象数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卦爻辞的解释主“取义说”，并且有意识地排斥“取象说”。可是《易传》文也讲取象。王弼既然援引传文解经，就必须对《易传》的取象说作出解释，于是便提出了义生象说。而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象生于义，他在《周易略例》中专门写了《明象》一文，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朱先生在对上述具体内容作了充分论证之后，明确指出：“总之，他认为只有取义说才能解释通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联系。由于推崇卦义，鄙视取象，在哲学上则导出了忘象求义的理论。”（《易学哲学史》１卷）并辟出“得意在忘象”一节，专门讨论这一哲学问题。

关于《周易》的体例，王弼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一爻为主说，即全卦的意义主要由其中的一爻之义决定，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此中心思想，可谓简约，但却可以统率全局。朱先生对此说作了细致的剖析，并指出，王弼从探讨各爻的爻义，追求一卦的卦义，从复杂的爻象中探讨简易的原理，进而追求事物的最高的普遍原则，这样，在哲学上便导出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命题。由于此“一”也就是“无”，所谓“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又通过对一爻为主的解释，最终引出了“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这是玄学家解易的特征之一。（同上）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先生经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大致路数。

二

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儒家传统哲学中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来源于其易学体系，不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的思想。

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存在一种认识，这就是把中国哲学视为伦理道德哲学，来源于古人的道德直觉或道德体验。更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阐发了深奥的哲理，在严格的封建伦理规范中表现出丰富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哲学。其实，这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出于道德直觉或道德体验的观念，是由于脱离经学史研究，孤立地分析一些哲学概念和命题，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以宋明道学为例，其形上学和本体论，是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和阐发建立起来的。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理事、道器、理气、天人之辨，阴阳变易学说等等，都是从其易学命题中引伸和推衍出来的。这是朱先生通过长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易学哲学研究，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程朱理学的根本宗旨和核心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程颐在《程氏外书》十二反复强调这一原则，认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其易学和哲学的奥妙所在，只是天机不可泄露。然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对《周易》卦爻象、卦爻辞与其义理的关系的解释。程氏不满意王弼的“得意忘象”说，也不赞成邵雍的“数生象”说，而以“有理而后有象”和“因象以明理”处理理和象的关系，即把《周易》中的象看成其义理的显现。认为理隐藏在背后，故为“至微”，象显露在外部，故为“至著”。理是体，象是用，有其体必有其用，体用不容分离，理与象融合在一起，此即“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从而对汉唐以来的言、象、意之辨作了一次总结。程颐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考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建立起其形上学的体系。又如其论理气关系，也是基于对《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解释。程颐以道器范畴解释阴阳和道、理和气的关系，提出“所以阴阳者是道”的命题，又将道器有无之争引向了道器理气之争，从而揭开了宋明理气之辨的序幕。由此可见，程朱理学中许多问题的辩论，是来源于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并非基于其道德生活的要求。

又如王夫之提出的“天下惟气”说以及依据此命题而展开的道器之辨，既是基于对《易传·系辞》文的理解，又是易学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象义之辨始于王弼，道器之辨始于韩康伯，由此形成了玄学派的形上学及其本体论。这一思维路线由程朱继承下来，并发展为理本论的形上学体系。但其“体用一源”论，以道为本，以气为末，并以形而上的理世界为有形世界的本原。此后，宋明易学和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功利学派的薛季宣提出“道常存乎形器之内”，打击了道本气末说。心学派易学从程颢开始，都不赞成区分形上和形下，主道器合一，但不以形器为本，而以心为本。后来，元明气学派和易学中的象学派皆主道器合一说或道不离器说，至方以智则阐发为“道寓于器”说。但是，从薛季宣到方以智，都有没有明确指出，器作为个别存在物乃道存在的唯一条件，如王夫之所说：“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即以形下为形上的基石。王夫之的“天下惟器”和“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就是讲道只能以器为其存在的实体，肯定没有个体便没有规律，没有个别便没有一般，没有现象便没有本质，从而正确地解决了道器或理事谁依赖于谁的问题。就此而言，王氏“天下惟器”这一命题，也可以说是易学哲学中道器之争的总结。朱伯崑先生明确指出，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逻辑思维传统，不能将其归之于内心体验式的直觉主义。

１９８９年，朱先生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曾作过一次著名的讲演，题目是“论《易经》中形式逻辑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其结论鲜明而中肯，充分表达了朱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现抄录如下：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特征和贡献，不仅在于伦理道德和人生问题的研究，以人文主义或人学还不能概括儒学的全貌。儒家的典籍是五经和四书。儒学中研究道德和人生问题的传统，主要来于对四书的阐发。但儒学的传统，并不限于四书，亦不限于孔孟，更不限于孟子一家提出的心性之学。即使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虽然直接阐发孟子的道德学说，但其成为形上学或本体论的体系，同样要依靠《周易》经传。心学派的奠基人陆象山的《易说》和杨简的《易传》即是证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亦非出于道德问题。如太极这一概念，从汉朝开始便成为哲学家们用来解释世界的重要范畴。但它成为哲学范畴是出于易学家对奇偶二数和阴阳卦象根源的解释。后来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围绕易学哲学中的问题，如象、理、数、气、心等关系而展开的。至于以太极范畴解释道德、伦理现象，如朱熹曾以太极为仁义礼智之理，或以太极为心性的本体，是为其伦理学说提供形上学的根据，但不能说其形上学出于伦理学的问题。因此，将儒家的形上学，归之为道德形上学，是值得商榷的。”

三

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将易学思维区分为四个层次，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以辩证思维最为丰富，乃中华辩证思维的代表，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在朱先生看来，《周易》和历代易学之所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在于占术，也不于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如卦爻象和卦爻辞，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尤其是其所倡导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因此，朱先生把探讨易学思维方式及其对传统哲学的影响，作为其易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他指出，我们研究《周易》系统的典籍，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文史角度，探讨《周易》经传和历代易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是从哲学方面，探讨其中的哲学问题及其理论思维的价值。就后一任务说，应着重研究《周易》特别是历代易学的思维方式。”（《易学中的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传统》）

所谓思维方式，指人们观察和处理自然与人生问题所运用的思考方式，中国古代哲人称之为“心术”。心术不同，其世界观和哲学体系也往往不同。《周易》系统的典籍，同其他经书相比，其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特色。朱先生强调，“应着重研究其特色”。为此，朱伯崑先生专门写了《易学中的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传统》一文，并就此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表了演说。

他将较为突出的易学思维区分为四种：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

所谓直观思维，指从感性出发，直接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探讨事物的性质和功能。所谓形象思维，指通过形象进行思考或表达观念的方式。所谓逻辑思维，不是谈形式逻辑问题，如先秦的名家所讨论的问题，而是以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认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就历代易学所提出的一些原则说，其逻辑思维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分类思维，类推思维和形式化思维。而朱先生论述最多，剖析更深的莫过于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是指以辩证的观点考察自然和人生的思维方式，它不同于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是基于事物的动态和变化的过程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反面和动态以及整体角度思考问题。朱先生将《周易》系统的辩证思维的内容，概括为变易思维，相成思维和整体思维，并作了系统论述和梳理。他还写了《周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一文，在韩国“２１世纪与周易”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专门阐述《周易》阴阳变易的思维特征。

《周易》系统的辩证思维，集中到一点，可以称为“阴阳变易”学说。此种思维萌芽于《易经》中卦爻象的变易及卦爻辞关于吉凶变易的论断。至《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将阴阳变易思维升华为关于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相反的两重性能，其相互推移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其所以相互推移又是由于阴阳中的一方趋于极端，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所以任何个体或群体都处于盈虚、消长、盛衰、生死以及成毁的转化过程。这种变易的过程永无止境，而其中的个体或群体也不断更新，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历代易学家依此，将阴阳对立面在流转过程中的关系，阐发为“相依”、“相生”、“相胜”、“相感”、“相济”，以及“不测”等，并将阴阳关系归结为“对待”关系，也即“相反而相成”的关系。朱先生把阴阳辩证思维的特征，概括为阴阳对待、阴阳流转、阴阳互补和阴阳和谐，并且认为，此种辩证思维追求对立面的互动和互补，引导人们在两元对抗中寻找中道，维系统一体的存在与谐调发展，而避免走对抗和分裂的道路。此种辩证思维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不同于西方哲学以对立面的斗争为核心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而使在其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四

在长期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历史主义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学风，是朱伯崑先生的又一贡献。

朱先生长期生活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术环境中，深受其学术风气的薰陶。他曾说：“我的治学方法颇受老北大重实证，老清华重分析以及唯物史观派的影响。”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是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哲学史的典范。冯友兰先生是倡导运用逻辑分析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驱，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史工作者，依据唯物史观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哲学形态演变的原因和过程，取得了重大成果。朱先生认为，这三种学术传统各有优长，不可偏废，应将三者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从事哲学史、易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强调：“我们提倡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的典籍。具体地说，即用历史主义和分析的方法研究元典发展的历史。”（《易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这里所讲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包括实证的方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所谓实证的方法，是将史料的研究置于首位，依据史料引出结论，所谓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靠史料证实其结论是否正确。运用史料，不能夸大史料提供的内容，或对史料加以任意解释。比如河图、洛书同八卦的关系，从汉代刘歆和扬雄开始，方认为伏羲依河图而作八卦，但刘、扬二氏并未提出史料上的依据。可是，后人依据他们的说法，大谈伏羲依河图而画八卦，以此解释卦象的起源，甚至解释中华文化的起源。此种解说，只是脱离实证的臆说，不能成为史实。如果将传说变成为史实，必须有新的史料证实。如果出现了新的史料，则应修正前人所作的结论。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所谓唯物史观的方法，无非是说，将历史上出现的学说、理论和思潮，置于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并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变迁，说明一个时代思潮兴衰的原因。就易学哲学来说，就是将《周易》系统的典籍区分为经、传、学三部分，将其置于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如关于《易经》的研究，应将其置于西周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而对《易传》则应置于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关于历代易学，更要注意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如汉易中的卦气说，颇受当时流行的天文气象学和占星术的影响。而晋唐时期王弼派的易学，以“无”解释“道”和“太极”，又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宋代程朱派的易学又是同其理学结合在一起的。朱先生指出，那种认为“哲学思维的发展，可以不受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阶级关系变化的影响，将逻辑的和历史的隔离开来，在研究中寻求哲学家的纯粹抽象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同上）。

所谓逻辑分析，是指对历史上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剖析，分别其异同，郭象称之为“辨名析理”，哲学史家黄宗羲称为“牛毛茧丝，无不辨析”。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形式逻辑的传入，增强了人们对这一方法的认识。朱先生特别强调：“逻辑分析法，是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必备的或特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同上）。因为任何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通过概念和命题来表述其哲学思维的。哲学史家不辨别其理论上的异同，确定其学说的宗旨，一部哲学史便成为一本糊涂账。比如“太极”这一范畴，在《易传》中是作为筮法范畴出现的，“易有太极”章是讲揲蓍成卦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表明，从太极到八卦乃一连续和演化的过程，从单一到复杂的过程。所以到了汉代，易学家们便将太极从筮法范畴提升为哲学范畴，视太极为宇宙的本原，即元气，从而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到宋代周敦颐发展为《太极图说》，成为中国哲学中谈宇宙生成论的典型。到南宋朱熹，又以程颐“体用一源”说加以解释，视太极为阴阳五行之理的全体，并在哲学上导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结论，又赋予了太极以本体论的含义。明清之际，王夫之又接受程朱本体论的影响，在张载“一物两体”说的基础上，提出“太和絪縕之实体”，用来解释太极的内涵，从而完成了建立气学派本体论的任务。朱先生指出：“哲学家们使用同一范畴或引用同一命题，其内涵往往存在着思维路线的分歧。如不从事逻辑的分析，不可能将各派理论思维的特征及其发展进程揭示清楚。”（同上）

朱伯崑先生作为继冯友兰、张岱年之后，中国哲学专业的又一学术带头人，多年来，自觉地、有意识地培养重实证重分析的学术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种学风的影响下，造就了一大批学术骨干，活跃在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第一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伯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 郑万耕)

    我在国学讲座里介绍历代易学家，宋代以来只选择了四位易学家。这四位易学家分别是：北宋时期的邵雍、周敦颐，民国时期的尚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朱伯崑。我之所以要如此选择，自有我个人的定位和评价。对于朱伯崑先生的易学来说，他的《易学哲学史》是一部划时代的空前巨著。是《易学哲学史》的问世开创了易学研究的新局面，从此把诸经之首的《周易》堂堂正正地纳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范畴，使得易学哲学名正言顺地加入了大学的教授课目。这部巨著多次再版，并被韩国、日本翻译出版，就足以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

对于易图学的看法，朱伯崑先生在序言里面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启发下，在易学史上逐渐形成以图象表达易理或事物变化法则的学风或学派，被称为“易图学”……这些图式虽出于对《周易》经传中某些辞句的解释，但其意义，不限于解释经传中的文句，而富有深厚的哲理内涵……它表现了中国古代哲人运用形象思维和象数思维表达哲理和数理的高度智慧，以及对和谐、均衡、相反相成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并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从而为中华思想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篇章。

    针对历代神化易图的流弊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朱伯崑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今天研究易学史上的各种图说，应该摆脱传统经学家解经的思路，如企图用这些

图式说明八卦的起源；也不应将这些图式视为科学的公式，甚至向这些公式中寻找现代的

科技研究成果，而应将这些图式归结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总结历代哲人和学者以图象或

象数解释世界的经验教训，重点探讨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其中蕴藏的逻辑思维和

辩证思维的内容，从中汲取智慧，以锻炼和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

    从易图学发展史来看，肯定是先有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然后才有了卦气图、方位图等易图；肯定是先有了《易传》的文字，然后才有了各式各样“以图佐说”的易图。历史那种故意把所谓的“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易图神化，说这些图式就是八卦符号系统的起源，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朱伯崑先生给易图学研究的定位十分恰当，我们今天研究易图学，就应该正本清源，努力发掘其中蕴藏的和谐、均衡等理念，努力探讨其中蕴涵的哲学思维方式。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与朱伯崑先生的接触，还有两件难忘的事情也值得缅怀。

    其一，三年前在南方的一次“建筑风水论坛”大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谈谈风水文化的发展演变》，会后的主流反映是“文不对题”。我特别强调了“风水”概念先见于《葬书》，原本是为选择阴宅服务的文化概念。结果有个年轻女记者反驳说：“你说的不对！现在都讲阳宅风水，你怎么能说‘风水’是为死人服务的概念呢？”我这样的主张是有依据的，也是事先同朱伯崑先生交流意见的结果。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朱先生得知国际易联的几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便事先审查了大家的发言稿。对我的发言内容，在电话里用了半个多小时进行了指导。朱先生特别强调，要分清“风水文化”里面的精华和糟粕，一定要把宋代以来用“风水”概念替代“勘舆”、“地理”的演变过程说明白，一定要把《葬书》里说“风水”的迷信糟粕内容分辨清楚。就我的一篇发言，朱先生竟在电话里用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指导，我深感荣幸，也深深佩服朱先生对我国风水文化的正确评估。那次论坛上，有人说“风水是科学”；“风水要为现代建筑服务”；“在风水学中，特异功能和符咒都很管用”；“看风水要靠灵感，灵感来了一口即准”等等。显然，主流认可如此的论调，那么，我大唱反调就必然不受欢迎了。后来，我干脆把这一主要观点写进了《风水史话》一书的编者按中，结果还是有人在网上批评我不应该说“风水原本是为死人服务的概念”。（华北油田 郭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