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战国时代，产生了《易传》。

“传”是对“经”的解释。自汉代开始被尊为《易经》并列为儒家五经之首。此后的经师、学者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说，称作“易学”。“易”的本义为变易，易学可定位为探讨事物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其特点是以阴阳变易为核心，解释和控制事物变化的过程。

一、易学是中国庞大学术思想体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历代易学家和哲学家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往往同当时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伦理观点，以及科学、宗教、文艺等知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易学文化，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以阴阳变易学说为核心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它提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即《易传》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对中国的哲学、政治、宗教、美学、史学、医学、兵法、武术、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地理、建筑，以及社会心理、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是《周易》的思想在充当着中心角色，几乎每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都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佛、道两家，也都把《周易》尊为经典。从深层次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易学文化。

二、易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G.W.莱布尼茨（1646－1716），从伏羲六十四卦先天方位图中看出了易图符号与他所发明的数学二进制的一致性。他发现，若把易图中的阴爻和阳爻分别看作0和1，那么，六十四卦恰好就是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模型。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称《周易》是“变易之书”。至今，在英语中仍然称《周易》为“易经或变化之书”（“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并把《周易》看作是“人生转折点的指南”（“A Guide to Turning Points”）。莱布尼茨的发现，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连持有欧洲文化中心论观点的G.W..F黑格尔（1770－1831），也对《易经》格外重视，并认为“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国哲学”的“易经哲学”部分）。

欧洲哲学家C.G.荣格(1875-1961)在为英文版的《易经》撰写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1885-1962)，在“玻尔家族的族徽”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就是“阴阳太极图”（俗称“阴阳鱼”）。N.玻尔认为他提出的“互补原理”（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又译作“并协原理”），与易学中阴阳互补的思想是相通的。“互补原理”，还对“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译作“不确定原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测不准原理”，是由德国物理学家W.K.海森堡于1927年首先提出来的。N.玻尔认为，这一原理也是对同一实体的互补性描述。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著名科学家I.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对话》（1987年）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尼尔斯.玻尔……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并在该书中写到：“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1972年10月22日，美藉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致词中，也提到：“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原理’……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按周易的阴阳学说，阴和阳，有可测的一面，也有不可测的一面。即易传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因为对“宇称定律”（Law of Parity，又译作“奇偶性定律”）的普遍性发生怀疑，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当代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2500年前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的概念所表示的就是对立面之间的互补性。《周易》把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所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他在1975年《物理学之道》一书中，通过许多方面的比较，揭示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学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

《周易》在东方的传播更为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例如，韩国的国旗，就是以“阴阳太极图”为中心，并以伏羲先天八卦之四正方位的乾、坤、离、坎四卦占据四维而构成的图案。在韩国飞机上凡是标有英文字“Korean”（高丽，朝鲜）之处，其中的英文字母“O”，都画成了一个个的“阴阳太极图”。蒙古国的国徽，也是以“阴阳太极图”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以“大和”为称号，“大和”、“太极”都出自易学，成为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观。

三. 易学有两种传统

    从《周易》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易本卜筮之书”（ 朱熹《语类》卷六十六）。由于《周易》这部典籍含有理性思维和原始迷信这两种因素，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形成了《周易》文化的两种传统。一种是发扬其中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另一种是继承其中的迷信成分，视《周易》为占卦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学理）的领域，即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术”（数术或占术）的领域，即算命的传统。这种分化，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学”的传统，始于孔子。孔子读易，取其人道教训之义，开创了儒家研究《周易》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孔子提倡人道，贬低神道，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视《周易》为改过迁善之书，认为学习《周易》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战国时代成书的《易传》，继承了孔子读易的传统，将《周易》中所蕴含之义理和人谋的因素进一步揭示出来，从而为《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典籍向哲理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荀子将孔子读易的学风概括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到了汉代，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研究《周易》经、传的学问，称作易学。其特征是：依据《易传》对《周易》的解释，进一步探讨和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这一传统，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在易学史上，大多数的易学家或者是公开反对占术，或者是对占术作出人文主义的解释，他们都不相信靠占卦算命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

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依据《周易》和筮法推断人事吉凶祸福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汉代，伴随着经学的确立，利用《周易》卜问吉凶祸福的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从而形成了《周易》文化的“术数”派。这一派对待《周易》的态度是：一不诠释《周易》经、传，二不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学理，只是利用《周易》来占卦算命，并炮制出一套算命的程序。其名曰为人解惑，实为谋人钱财。在汉代，《周易》文化中的占筮派，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行业，并同经学家分道扬镳了。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于其《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一类的著作列入“数术”类，同经学和子学的著述区别开来。自汉代以来，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一直与占术截然分开，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

历史表明，《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唯物主义可以利用，唯心主义也可以利用；《周易》文化这一重要阵地，无神论可以占领，有神论也可以占领。总结上述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识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正确认识经学史上的易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四、易学思维和当代文明有必然的联系

为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而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是理性和科学，而不是愚昧和迷信。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其中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为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周易》的价值，在 “学”（易学）而不在“术”（占术）。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研究和弘扬易学的优秀传统，抵制各种愚昧迷信行为，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继承《周易》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揭示其方法论价值并予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世人能够识贵知珍、从中受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应该继承和发扬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所说的“疾虚妄”的无神论传统，高举辩证唯物主义旗帜，占领《周易》文化的这一重理论阵地。

    易学的价值在于它的辩证思维方式，历来都是中国安邦治国的思想武器。在人类面临新的世纪转折之际，用易学智慧观察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易经的一大特色是，培养了中华学人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如困卦象传所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努力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来临。此乃《周易》所倡导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大特点。《周易·系辞传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正是易经所倡导的这种朝乾夕惕、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虽经历千难万险，沧海桑田，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总结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振兴中华，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易》乃变化之学。它教人知变、应变、适变之道。《周易·系辞传上》曰：“生生之为易”。又说：“日新之谓盛德”。变化日新，既是宇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这种“生生不息”的变化观念及其动态的思维方式，是人们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武器。在科学史上，由牛顿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学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动态时空观对静态时空观的突破。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是如此。易学认为社会发展到山穷水尽之地，就要进行革命、变革。变革了就会通顺，通顺了才能持久发展。此即《易传》倡导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革故鼎新之道，“革命”一词，最早就出自《易传》。《革卦·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是顺天应人即合乎规律、合乎时宜和深得人心的行动。易学倡导的变革思想，成为历史上一切有远见的思想家提倡变法革新以及革命的理论依据。这同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

易学崇尚和谐，倡导“保和太和”，主张“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感人心”，就是政通人和。易学以实现和谐为最高的价值观念，而和谐的实现就要以阴阳互补为途径。阴阳互补的核心，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把握好分寸，就是不走极端。毛泽东特别推崇周易的阴阳学说，并称其为中国的“两点论”。毛泽东所说的“相反相成”的哲学思想，及其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都与此有关。当前，我们要实现邓小平理论所制定的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宏伟蓝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在大方向和大原则一致下的所有意见分歧，都可以用阴阳互补的中道思维来加以协调和统一。这种两元互补的思维方式，对于正确处理疑难问题、增强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大局，都是极其重要的法宝。

二十一世纪，将是世界向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减少差距、对抗和冲突，实现各自日新而富有的事业。周易系统的两元互补原则，为解决多元文化的冲突提供了最佳的途径。其道理很简单，群体之间，或个体中的各个部门，如能各自发挥其优势，各自从对方吸取长处，以补自己的短处，以彼之阳补我之阴，或以我之阴补彼之阳，如东方医学所说“滋阴补阳”，那么，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必能充满活力，其生命也得以健康发展。如王夫之所说：“阴得阳，阳得阴，乃遂其化”（《张子正蒙注·太和》），“万化之终相协于一”（《内传·未济》）。这种阴阳互补的思维方式，也即是《周易·睽卦·象传》所说的“君子以同而异”，即异中求同。至于如何从两元对立差异中找出互补之中道，将利害冲突化为利益融合，还要靠各门科学提供的知识和人类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加以具体解决。

总之，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向多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大形势下，若走相生相济、互动互利的道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相比，必将更加进步和繁荣。易学所倡导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及其所主张的这种两元互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思想，对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反对为建立单极世界而强制推行其价值观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来说，可谓思维方式上的最佳选择。

在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的时代，有一种说法，认为未来世界将是“全球文明冲突”的时代。此说以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Huntington）为代表。他在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世界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变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种论调，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是只看到事物对立和排斥的一面，乃是西方以斗争为核心的传统思维的继续，也是后冷战时代冷战思维的延续。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考察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由于群体的斗争和分裂，利害的对抗和文化的冲突，最终必将酿成全球性的战争。从东方人的易学智慧和价值准则来看，此论并不关心冲突和分裂乃至战争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不懂得“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的奥妙，看不见“相反相成”这一原理的价值，以至于成为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新霸权主义的辩护士。

由此可见，发扬以周易系统为代表的东方人的智慧即其阴阳互补的思维方式，以弥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之不足，乃当代思想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首要问题。

结   语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服务于当代文明建设，国际易学联合会和台湾中华周易学会联合举办海峡两岸易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和美国国际易经学会联合举办2005年第二届国际易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讨论周易经传、易学史、易学思维方式、易学与医学、易学与管理、易学与信息、易学与建筑文化、易学与科技、易学与人生、易学与文艺等大家关心的学术问题。我衷心希望大会取得完满的成功，并向与会代表致以衷心的敬意。

（二○○五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