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朱先生，您的四卷本一百五十万字的《易学哲学史》，最近由华夏出版社出了大陆版。我拜读了，很有收获。中国哲学史从五四时期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以来，一直存在着经学和哲学分家的问题。您的著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突破了哲学经学分家的局限，堪称划时代的力作。您能不能谈一谈写作的缘起？

答：我的书是“易学哲学史”，不是“易学史”，也不是“哲学史”。易学史属于经学史，研究的是易学的注释历史以及演变的过程；哲学史属于哲学。中国哲学史有自己的特色，它是和经学史搅和在一起的。历史上搞经学的人没有哲学素养，不讲哲学；现代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撇开经学史讲哲学，缺乏中国自己的特色；我的书从经学的发展中探讨哲学问题，是个突破。当然，它探讨的是易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不能完全代替哲学史。说到缘起，话就长了。早先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觉得讲王弼的玄学不讲他的易学，讲程颐的理学不讲《程氏易传》，是个缺陷。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冯先生谈过，他也承认我说的对；但又说易学属于经学史的范围，有一套专门的术语、问题和体系，很复杂，要弄清它的问题，得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讲一般哲学史只能选一些概念、命题进行讨论。后来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补了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节，这已是我们讨论以后的事了。其他的，如张载、王夫子的哲学，其实都是围绕易学展开的。《正蒙》、《周易外传》，都是易学著作。总之，无论是讲理本论还是气本论，都离不开易学，因为理、气本身就是易学的问题。这几十年讲中国哲学史，都有脱开易学的不足，这是因为冯 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创下了先例，后来的著作都是照他的架子发挥。当时我觉得研究中国哲学，不能避开易学，否则就不到家。1965年我写《王夫子论本体和现象》一文，算是研究易学的开始。在1981、1982年间给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开易学哲学史的课程，在讲稿的基础上又用了八年的时间，才算把《易学哲学史》写出来。

问：易学与道家有何联系？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易属于道家系统的著作，道家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哲的主干，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易传》的确有吸收道家思想的地方，我在《易学哲学史》第一卷有所说明。如《论语》中子路问生死问题，孔子就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而《易传》则有“原始反终，知生死之说”，其他如性命问题亦大致如此。但《易》仍然属于儒家系统。史籍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论语》中也有孔子关于《易》的各种谈论，而老子读《易》或就《易》评论，史籍均无记载。儒家有一个明确的传易系统，道家也没有。魏晋以后，道家中断了，被道教取代了，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做出理论贡献的大家，也没有形成思潮。宋明哲学基本上是以《易传》为基础建立本体论思想的。宋明哲学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数学派，都是和易学理论界和在一起的。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除王阳明心学外，基本上都源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他们都是宋明时期著名的易学家。当然，这些人也各自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一些到家的思想。

问：近年来“易学”甚热。海内外不少人都在研究《易》；也出现了不少学派，其中也不乏借助易学搞迷信的。那么，易学、易学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地发展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

答：《易经》本身是个占卜的书，占卜是一种迷信，仅此不会有太大影响。《易传》把它哲学化了，这使它能够对中国的哲学、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读书人都读它，尤其是《易传》，这是官方规定的。《易传》对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它的阴阳观。阴阳本来是解释卦爻象的，但又不限于此。“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光是讲爻象的。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任何变化都离不开阴阳和阴阳的相反相成。《易传》的这种阴阳观，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的宇宙论、本体论及形上学体系，基本上是围绕《易传》提出的范畴、命题展开的，如汉唐宇宙生成论体系的始基是元气概念。汉朝人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解释为宇宙的形成过程，太极即元气，是宇宙的本原；两仪是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一个从本原到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到宋朝，尤其是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提出后，“易有太极”又演变成本体论体系，在朱熹那里，从太极到天地万物不是一个时间过程而是由本体显现为现象的过程。离开易学，就说不清楚中国宇宙论、形上学的发展。我的书，主要讲了这些问题。《易》对科技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四书五经里真正与科学有关系的，只有《周易》经传。中国发明创造的理论可以说是《易》的“观象制器”说。象是卦象，也可以引申为物象。这个理论对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他们的思维从小受的就是观象理论的影响。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都是观察模拟自然现象创造出来的，如毕生的活字印刷术用的活字小方块，就是观古代的图章发明的。能观象也不简单，需要动脑筋。中国的科技思维，受易学的影响，有自己的特色。易学的阴阳是个功能概念，不是实体概念；五行也是从功能上讲的。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现象，重点是研究它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这是受《易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的原子论是深入到实体内部，研究它的构造。这时中西的不同之处。中医是人体功能学，不是结构学。因为它不是结构的解剖和分析，而是将各种生理器官都有什么功能。中医的经络就是功能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你无法通过解剖找到它在哪儿，但它确实有用。研究功能和过程容易形成整体意识，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不是把它分割开来。整体的、功能的思维，是中国科技思维的特色，这不同于西方原子论、粒子论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整体和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各有特色，可以互补。此外易学对文学艺术也都有影响。

问：易学的阴阳变易观和西方哲学中的矛盾观念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答：过去我们常常把阴阳变易与矛盾、对立统一等同起来，这是不准确的。阴阳不等于矛盾，阴阳观不是矛盾观。矛盾的内涵，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如韩非那里，都是对立和排斥，不包括相成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包括相成，但这是解释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把阴阳观与矛盾观等同起来，把阴阳观作为矛盾观的翻版，这样就失掉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色。最近我们想把阴阳观作为“两元对待”；西方的矛盾观是以排斥和对抗为核心的，从古希腊起一直是这样。易学的阴阳观是“对待”，即对立双方相互依赖和补充，共同发展，不能分割。简单地说就是相反相成，相反相济。现在的新词叫“互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和西方的矛盾观互补。

问：我想，互补也可以说是和谐与共存，这个问题显得比过去重要了。“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交往中的和谐共存问题；“一国两制”也是一个共存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问题。这样说是否妥当？

答：对抗与和谐都是客观法则，忽视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但究竟重视什么，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价值取向是由客观时势决定的。战争时期，矛盾与斗争是最高原则；而和平建设时期，则应给和谐以足够的重视。

问：《易》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是靠算卦，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说“不占而已”，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现在国内易学很热，有人用它来算命，也出了很多算命、预测的书，应该如何看待这股算命风？

答：过去文人读《易》，重视的是它的人文价值。“观象玩辞”、“玩”就是玩味、体会其中的哲理，提高境界；算命只是民间的事。眼下社会上流行的算命术，将会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科学的昌明而逐渐消失。宣传上也应该对此加以诱导。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甚至大学教授，也搅和在里头，办班培养算命先生，编算命的书骗钱。这不利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作为教授，究竟是要宣传科学，还是宣扬迷信？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最近，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不断受到大家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救治当今的环境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如荀子的思想等。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答：中国古代的天人观有不同内涵，形成不同的流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古老的命题，要有所分析。荀子既反对孟子把人的价值加于天，又反对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他讲“明于天人之分（fen、四声）”，不是把人与天分开，而是讲人与天各有不同的职能范围。荀子主张人与天地“参”，即主动地参与、控制自然界的变化，“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他反对消极地等待自然的恩赐。他的天人关系论，既不是把二者等同起来，否认期间的差异；也不是把天人相隔离、对立，否认二者间的联系。笼统地主张天人不分是没有价值的，不足以代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优秀传统。张载、王夫之都区别天和人，王夫之强调人有理性、德性，并主张以此为工具参与、控制自然的变化，造福人类。他提出了“延天以祐人”的命题，延天，不是戕天、斗天；但也不是顺天。这个命题值得重视。认为天人不分能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对的，天人真要不分的话，如孟子那样，将自然规律人格化；或者如庄子因循自然，否定人为的努力，就不会有科学了。所以，目前的传统学术研究应该冷静下来，多深入研究一些问题，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走上一个踏实可靠的道路，不能空发感想议论。

问：从易学的角度看，中西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在价值观上有什么不同之处？

答：前面说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人与天地“参”：既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也不是把自然作为敌人区征服它。王夫之说“延天以有人”，西方传统文化中很难见到这种话。这种思维在研究、治理自然现象时，有一个价值观念前提，即一切科技都不脱离对人类福祉的关怀，这是“利用厚生”的传统。中国古代科学界受的都是这方面的教育，向来不会发明一种东西毁灭人类。西方重工具理性，只求真。把原理搞清楚了，发明一种东西，不管后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忽视工具理性，但更强调价值理性，把价值观念引入科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补充西方的不足。

问：朱先生，您觉得易学领域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您今后还要研究易学的什么的问题？

答：易学是一个很广泛的研究领域。我的《易学哲学史》只是就易学哲学的发展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辨别和分析的工作，其他领域尚未涉及。我想，今后易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易学与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把古代的思想经过重新解释、创新，为现代文明的建设服务。比如易学和现代科技的关系问题。易学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极大，怎么使易学的思维发展与当代科技发展相结合，弥补西方科技思维的不足，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又如，易学和医学的关系，《周易》对于中医的影响是很大的，应该将中医思维进行新的发掘与研究，推向世界。目前中医界尚未做这项工作。再如易学与管理问题，目前管理思想主要来自西方，易学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思想，修齐治平都是管理，应该对这些思想加以改造，与西方管理思想相结合，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思想。总之，有待于研究的领域还很多。

我对于易学，重视的是它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哲学的许多领域都被科学占有了，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思维方式问题。这些问题研究好了，可能会对当代科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起某种启发作用。刚才说到中国科技思维，虽然存在分析不够的缺点，但我感觉发扬其中的长处，可以补西方的不足。比如，西方偏重分析，尤其是近代以后。应该承认，分析思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不能抹煞，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光有分析是不够的，也需要整体思维。我们研究《周易》，就是要对新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一些借鉴。研究易学哲学，应该和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科技思维，人类的进步联系起来下工夫，使其具有生命力。

为了实现易学的研究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研究机构，由我们大陆、港台以及日韩美等国学者参加，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研究院以及研究会里聚集了高古典文献的、哲学的和科技的三方面的学者，希望通过三者的结合，以及国际间合作，推进易学的研究。

问：朱先生，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弘扬传统文化，您是否有所考虑？前些年，全盘西化思潮比较盛行；现在好像风向改了，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求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提法拿出来，作为后现代文化的精髓，来医治现代化极端发展中的毛病。我感觉这种说法似乎是在给历史开玩笑，仿佛在后现代中，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文化的前导了。五四前后，这种说法就盛行过一阵子。到底也没有如其所愿。

答：弘扬传统文化，贵在创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研究传统文化就是“整理国故”，开博物馆给人看，提高民族自信心，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由此把传统和当代文明一刀割断，则难以苟同。王夫之有句名言，叫“推陈而致其新”。这不仅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文明发展的规律。一切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西欧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宋明理学，无不如此。同样，“拿来主义”的“卫道主义”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拿来主义是指对传统文化不经过改造和创新，拿来就用。如从《二十四孝图》中选取范例教育青少年，用“天人合一”纠正过渡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等。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东西，不是搬来就能用的。卫道主义是维护正统，排斥异端，甚至明明是对传统文化的新解释或发展，也一定要贴上传统的标签。传统的“正统”观念已经失去生命力，对传统有所发展，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对传统文化的传信，一定要认同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否则就会走向复古主义的路上去，同样是没有前途的。当然，创新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对于西方文化、当代科技、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又深入的研究，仅仅把西方文化作为标准，“中学西释”或者“古已有之”同样是不可取的。

问：朱先生，目前中国哲学界尚缺乏一本公认的通史教材。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就知道您拟定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大纲。最近听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已经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哲学通史。对于通史，在史观和史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答：在史观方面，我们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哲学史总要一定的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具有极大的影响，可以作为指导。哲学有不少流派，可以相互争鸣，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对，用康德思想指导就对。当然，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结论都是正确的，更不能说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都是正确的。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近五十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就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太深。如把历史背景完全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又完全归结为阶级斗争，最后取消了其他因素；在通史的分期上，完全接受奴隶、封建等历史分期，体现不出哲学史的特点；在对一个时代哲学的总体评价和对哲学家个人的评价上，完全采取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对子框架等。哲学史还是应该按照历史的特点来编写：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隋唐三教、宋明道学、清代实学、近代西学。这反映了哲学史自身发展的历史。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氛围、哲学家个人的素养等，政治上的激进、保守、革新等，都是哲学的背景；不能再进一步套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中小地主等帽子。唯物、唯心是西方哲学研究的范畴，可以采用这对范畴，但不能将它泛化，尤其是哲学史研究不能停留在仅仅给哲学家套上唯物、唯心的帽子的水平上。

在史料问题上，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冯先生说过，自在的哲学和写的哲学史不完全一样，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深入的，哲学史也会不断地写下去。哲学有自己的特点，人类的认识、思维具有继承性。这是马克思都讲过的。过去抽象继承法受到批判，也是极“左”的产物。极“左”思潮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讲实事求是，这是不对的。实事求是也不是将史料不分层次地罗列出来，还要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否则就回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水平上了。在本体论、宇宙论等方面，中西都有不少共同的语言，可以广泛地借鉴。

问：您做了几十年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有许多新的体会，您能不能给我们年轻一代提出一些建议和忠告之类的话？

答：忠告谈不上，心得体会倒是有一些。研究哲学史是研究哲学发展的历史，一切结论都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切忌空泛的议论和随意的发挥；不是用史料来论证某些结论和原则。而是从史料中引申出结论和原则。为此，必须具有对史料的考证、甄别的能力。但是，哲学史毕竟还是哲学，不能用罗列和解释史料代替对哲学家的理论体系的分析。研究断代史要有通史的基础。哲学思维的发展，既有其时代特征，也有其历史基础和逻辑联系。掌握了全局，才能加深对局部问题的认识。研究中国哲学史，还必须了解其他民族的哲学发展。把中国哲学史放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更能把握其特点地位。对于研究的问题，既要敢于创新，又要扎实严谨，精心论证，关键是要准确。不能急于求成，宁可埋头下苦功夫，切实地解决和突破一、二个具体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史料基础，理一方面又要有敏锐地分析、把握问题的能力。

（1995年9月）